姜子牙，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也称吕尚、姜尚俗称姜子牙商朝未年人相传姜子牙的先祖本是个贵族在舜帝时作过官，而且屡立战功，被舜封在吕地（今河南南阳），所以又称吕尚。但到了姜子牙出世以后，家境已经败落了，成了普通了贫民，所以姜子年轻的时候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也开过酒店卖过酒，聊补无米之炊。但姜子牙人穷志不短 无论宰牛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始终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期望能有一天为国家施展才华。
姜子牙在世的年代，正是殷商走向衰亡、地处商朝西的一个属国周逐渐上升的时期。姜子牙听说周伯姬昌施行仁政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大得人心便很想为兴周灭商一展雄才大略而此时姬昌也正在为治国兴邦而广揽人才于是姜太公便下定决心，离开了商朝，不辞劳苦，来到了周的领地渭水之滨，终日以钓鱼为生，其实是在观察世态的变化，寻找大展宏图的机会。据说，姜子牙钓鱼用的是直钓，鱼当然钓不上来，所以才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说法 。
姜子牙用了几十年的功夫，勤学苦读，孜孜不倦地研究探索，可谓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学识渊博。尤其对历史和时势的研究更是驾轻就熟如今当了姬昌的太师可以说是厚积薄发运筹而游刃有余对内他帮助姬昌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如：实行“九一租税制”，即农人租用公田，只缴纳九分之一租税的低税制度；给大大小小的官吏“分地”，作为官吏的奉禄，而且子孙可以承袭等。这样，就调动了农人在官田上努力生产、官吏们自觉地搞好本人分地生产的 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有朝一日兴兵伐纣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对外，姜子牙协助姬昌实行光养 晦薄秃孤立瓦解的政策对 商王他表面上表现得 谦和恭顺一心事殷 使商王误以 为周是最可靠的属国姬昌 是位忠心的伯而 在暗中却采取种种手段，拉拢争取殷商王 朝的其 他属国使殷 商越来越孤 立结果许多诸 侯国和部落陆 陆续 续地弃殷而投周，到了后来，殷商虽名为天子，而真正附属于他的属国、部落却连三分之一都不足了。这样，就又为最后消灭纣王，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可惜的是，姬昌未能实现灭纣的愿望，便撒手归西了。姬昌死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这就是周武王（姬昌死后被追封为周文王姬发继位亦继志继续为兴周灭商而努力他拜姜子牙为国师并号称为师尚父姜子牙也不改初衷，继续全力辅佐姬发以图大业。有一天，武王姬发问姜子牙：“我打算减轻刑罚而又能 树立我的权威，少施行一些赏赐而又能使人们从善，少颁布一些政令法规而民众又都能自觉按一定的规范行事。请问师尚父，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姜子牙说：“如果你杀了一个人就能使一千个人害怕而不再犯罪，杀两个就能使一万个人害怕而不再犯罪，杀三个人就能使三军军威大振那么你就把他们杀了如果你赏了一个而使一千个人高兴赏两个人而使一万个人高兴赏三个人而能使三军上下都高兴，那么你就赏他们；如果你能通过法律条令约束了一个人而使一千人遵照执行，那么你就用这法律法令去约束他；如果你能通过禁止两个人的错误行为而使一万个人不再去做，那么你就去禁上；如果你能通过教育三个人而使三军上下都受到教育，那么你就去教育。总之，能够杀一个而惩戒上万人，赏赐一个而激励更多的人，这才是有道明君的权威，幸福之所在啊！”武王姬发听了，顿开茅塞，照着姜子牙的话去做，时时慎于刑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的政治更加清明，背叛殷商而依附周室外的人越来越多，出师伐纣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这时周朝已羽翼丰满国势日隆而殷商王朝已出现了土崩瓦解之势。特别是殷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 发生了内忠臣良将被杀的 被杀被囚的被囚 外逃的外逃降周的降周 姜子牙审时度势，认为伐纣的时机已到便亲任主帅统领大军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直取商都。经过牧野一战，大败商军，迫使商纣王连夜出逃，与妃子妲已投火自焚于鹿台。中国历史上的殷商王朝至此也便宣告灭亡了，姜子牙终于完成了扶周灭商的宏图大业。
由于姜子牙在兴周灭商中建有殊功，武王姬发把姜子牙封到了齐地，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姜子牙励精图治，终将齐国治理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五霸七雄中的强国之一而由于姜太公的雄才伟略更被后人称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司马迁就曾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 在我国著名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说姜太公曾在昆仑山从无始天尊学道，后来是奉师命下山辅佐周室的。在起兵伐纣时，也是通过许多道术之士与纣军斗法而完成兴周大业的。这其实是把姜太公这个历史人物神化了。
姜子牙的人生经历概括为：生于南阳吕国，事纣王官于朝歌，离纣王归隐东海之滨，助武王平定天下，封国于山东营丘。
文学家--司马相如
天府巴蜀，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数千年来，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学。涌现出一批享誉全国的文学大家。其中最早的一位，便是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字长卿。他小名犬子，由于仰慕[战国]时期以完璧归赵、将相和衷而大名鼎鼎的蔺相如，因而改名相如。然而，他所生活的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正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帝国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时代，[战国]时群雄割据的现象已经逝去，蔺相如折冲尊俎的业绩也难以重演。所以，历史使司马相如把聪明才智转向了文学。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司马相如是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诚然，司马相如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多才多艺，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才士；他琴挑卓文君，赢得这位美女芳心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但是，如果仅仅将他视为“风流才子”，那就是皮相之见了。事实上，除了一表人才，满腹诗书之外，司马相如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堪称一代伟丈夫。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固然是惊世骇俗之举；婚后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旁若无人，也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却从来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从来不与那些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为伍，不愿作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而是有条件时争取有所作为，难有作为便努力保持自己的节操，“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汉书·司马相如传》）所以，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除了出使西南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等低级闲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俸禄从比三百石到比六百石不等。另据司马贞《史记索引》引《百官志》：“陵园令，六百石，掌案行扫除也。”而当时县令的俸禄是六百石到一千石，由此可见相如官职之卑微。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这才是独具只眼的高明之论。
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凭着雄放的气魄和富赡的才华，勇于创新，锐意开拓，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