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做春秋，左丘明解释春秋，即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孔夫子微言大义，一字定褒贬，让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现在读左传也一样，让人明事理，知对错。在社会上，做人是第一位的。比如左传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克字 ，是用来形容对敌人的。亲兄弟怎么能用克字呢？但是郑伯对自己的弟弟，就是用“克”的手段，虽然当弟弟的段有不对，但是不能用阳谋一步一步引诱他去做错事，最后灭之。当哥哥的就要有当哥的样，犯了错就要就是给予纠正。
所以，现在读左传当然有用，明事情，怎么做人。
你好！这里是“阳明悟行学宫”，很高兴为你解答：
这其实是一个有关“汉书学”史的问题，具体到本题则是《汉书》为何深受古代文人追捧（或者说“汉书学”因何成为一门显学），特别是苏轼等宋代文人为何喜读《汉书》。
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有些答主已经给出了较好的思路，如
@越石赋扶风
认为这是因为《汉书》本身的特点（如“刑政之书”）和后人的“汉代情节”，并举例证明其在中古时期的受欢迎程度。
本答案将从汉书学史的角度，分宋以前“汉书学”的兴起和宋代“汉书学”的热潮两部分，对此进行补充。
1.“汉书学”的兴起
《史记》与《汉书》是中国史书的两大典范，历来《史》、《汉》对举，班、马并称，然二者的学术地位在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此起彼伏，境遇迥异。《史记》屡遭非议，《汉书》受到追捧，中唐之前《汉书》影响远超《史记》，并且率先形成影响深远的“汉书学”。
当然，《汉书》的风行、汉书学的兴起与《汉书》本身的特点息息相关，同《史记》相比，《汉书》具有更多易于流行的先天因素。
作为官修的首部断代史，《汉书》相较于私撰的通史《史记》，其优势更为明显，以致《史记》一枝独秀，寂寞身后，《汉书》垂范千秋。正如刘知几所言：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唐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对二者的特点及其影响力论说得更为详细，指出：《史记》所取材料多残缺，后人难究其详，《汉书》汇集前人书，更有条理，因而读者乐读，研究者甚众，研究者一多，疑难之处更少，阅读更为通畅，流传自然更广，如此往复便形成良性循环；更重要的是《汉书》文字比《史记》华美，有骈偶倾向，更适合魏晋南北朝人的口味。
夫太史公记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闲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然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后之学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书，成于后汉，彪即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且又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共所钻仰，其训诂盖亦多门，蔡谟《集解》之时，已有二十四家之说。所以于文无所滞，理无所遗。而太史公之书，即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然古今为注解者绝省，音义亦希。
因此《史记》自问世后注解者绝少，传者甚微，而《汉书》行世不及百年，注家蜂起，著作迭出，最终达致“于文无所滞，于理无所遗”，成为显学。
这些《汉书》注家往往著书、收徒并举，在学术交流和辩难过程中，甚至出现了诸如“汉圣”之类的学术权威，极大促进汉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力助推了汉书学的兴盛繁荣。
（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隋书·文学》）
（杨汪）其后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推许之曰：吾弗如也。（《隋书·杨汪传》）
秦景通，常州晋陵人也。与弟肸，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暐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景通，贞观中累迁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为《汉书》学者，又有刘纳言，亦为当时宗匠。
刘臻甚至甘冒政治风险，私会敌对阵营的姚察，只求一解阅读《汉书》之惑。
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咸相倾慕。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南史·姚察传》）
总的来说，汉书学历经魏晋南北朝的积累沉淀，在隋唐之际渐成规模，走向成熟。“汉书学”一词在唐时业已出现。
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纳言，皆名家。（《新唐书·敬播传》）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中，对于隋唐之际《汉书》的兴盛情况，有过详细阐述：
《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该传》）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恺传》）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臻传》）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师古传》）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暐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敬播传》） 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传》）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姚踌传》）又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胤传》）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善传》）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方庆传》）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处俊传》）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炎传》）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
（此节内容主要参考肖瑞峰、石树芳的《“汉书学”的历史流程及其特征》）
2.宋代的“汉书学”热潮
唐代汉书学虽已大兴，但未取得独尊地位，当时文人似乎更喜读《文选》。有学者认为，这是隋唐以来科举以诗赋取士（尤其是唐代科举，诗赋的题目往往来源于《文选》）和时人重文采风流的结果。
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上<文选>注表》）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张海沙的《唐人喜〈文选〉与宋人嗜〈汉书〉——论唐宋文人不同的读书趣向》）
及至赵宋，文人推崇《汉书》之盛远超唐代，以致明朝学者徐中行明确提出：
“历代之宗《汉书》，至宋尤为盛。”（《史记评林·序》）
汉书学于此时大热，宋人嗜读《汉书》蔚然成风，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缘由：第一，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 《汉书》 本身所具有的明显优点 ，令隋唐时期兴盛的 “汉书学” 在宋代亦受学人关注。而唐宋古文运动的延续，让两宋士人对 《汉书》 的文辞更加推崇。第二，从思想内容来说，宋代 “以儒立国”，强调儒家伦理道德对士人的指引和约束，这与 《汉书》 的正宗思想相得益彰，宋人在为人处世时乐于践行《汉书》 所宣扬的价值标准。第三，从宋代科举制度来看，这一时期科举考试重视策论的趋势，客观上也促使人们对 《汉书》 所记史事进行深入的研读。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范宇焜的《宋代笔记中的“汉书学”》）
因此，史料中颇多宋人嗜读《汉书》的记载，亦不难想见。
如苏轼认为自己渊博的知识乃得自《汉书》:
尝有人问于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升庵集》卷七二《苏公读书法》）
黄庭坚强调《汉书》是其精神力量的源泉：
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山谷集·外集》卷十《与宋子茂书》）
苏舜钦则以汉书下酒，其外舅杜祁公表示赞许：
苏舜钦字子美，豪放不羁，好饮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读书，以饮一斗为率。公使人密觇之，闻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徂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杯。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与，其难如此。”复举一大杯。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这种喜读《汉书》的风气甚至波及科场。据《鹤林玉露》记载，绍兴年间的一次省试，一篇名为 《高祖能用三杰赋》的文章甚是精妙，但文中有一句话用到 运筹帷帐四字，当时的考官因 《汉书》 中用 ”帷幄“而非“帐”字而不敢录取。
后来，该考官向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周必大请教，周必大解释说：“有司误，非作赋者误也，《史记》正是帷帐，《汉书》 乃作幄。”由此事可以看出，南宋时期的科举考试，所考内容与 《汉书》 记载密切相关，因考生用词与《汉书》记载不同而不敢贸然录取，则显示出 《汉书》 在南宋文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汉书》在文人圈子中如此风行，武人如狄青、郭逵等亦不免受其影响。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是时西边用兵，公以才勇智略频立战功，常披发面铜具驰突出围，敌人畏慑无敢当者。公识度宏远，士大夫翕然称之，而尤为韩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称为国器。文正以《春秋》、《汉书》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绳水燕谈录》）
(郭逵) 少时，人物已魁伟，日怀二饼，读 《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即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 《邵氏闻见录》）
前已述及苏轼对《汉书》的推重，这既与当时社会的汉书学热有关，也离不开其母的启蒙教育。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此处所举虽然是《后汉书》，但读《后汉书》焉能不先读《汉书》。苏母以前后汉书教子并非特例，而是当时的风气使然。考诸史料，《汉书》也是当时启蒙教育的重要教材，宋人墓志铭中对此多有详实的记载。
《斐然集》载右承事郎谭君墓志铭：
“君幼而颖敏，读书过目即不忘，大夫侍郎虑其太隽，每戒以谨朴，习以重厚。君乃韬才而敦行，刻意古学，尤熟于易至历代史，无不该贯。凡兴亡治乱，必深考其致，又博知本朝故实，为文词专宗《西汉书》。”
《北山集》载朝散大夫行尚书司封负外郎致仕毛公墓志铭：
“君幼则警敏，尝读《汉书》一传三千言，数过辄成诵。”
陆游《孙君墓表》：
“会稽余姚县，有士曰孙君，名椿年，字永叔。……子弟多自奋于学，而君尤知名，间游四方，从老师宿儒受学，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汉书》，司马氏《通鉴》，平居至忘寝食，遇其得意，时时著说，以发明三家奥指，多世儒所不及。“
苏辙《伯父墓表》：
“公少颖悟，职方君自总以家事，使公得驾志于学，其勤至手书司马氏《史记》、班氏《汉书》。”
《全宋文》载庆元五年周必大作《通判彭君商老墓志铭》：
“庄敬自重，质直好义，力学，喜为文，熟《毛氏诗》、《汉书》、《文选》。”
郑巽《宋故判院承事王公墓铭》：
“公生平不言人过。自儿童时，《汉书》皆手自抄写，长乃嗜《易》，喜谈论，深得旨趣。”
葛胜仲政和五年作《枢密吴公墓志铭（吴居厚）》：
“公幼孤，克己自立，博涉载籍，尤精先、后《汉书》。入太学，众儒推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