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问题，我想到这几天炒的火热的《流浪地球》的影评。
其中最热有一条就是对东西方的科幻电影的主题风格分析对比。
西方的套路是这样的：遇到地球毁灭必定是坐着太空飞船逃跑，中间还要上演抽签登船的桥段，然后安排孤胆英雄或者绝命小组拯救人类，最终侥幸逃离地球。
而《流浪地球》则代表了东方科幻的思路——带着地球流浪！
东西方的灾难思维如此不同，就在于各自的文化底蕴和思维方式不同（以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为代表展开讨论）。最典型的是神话中的面对远古大洪水的处置方法。
西方人预料到大洪水的到来，就让诺亚造个方舟，把动物们都一对对装起来，然后随波漂流，寻找橄榄枝。
东方人的神话是《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家看出来了没，我们抛开故事性，东方的古人面对洪水是：治水，填海，甚至发展到要补天，逐日。东方人对天地日月海都要上去敲敲打打，修理一番。后面还有《愚公移山》，看山不顺眼，那就移走吧。没有什么是不能被安排的！与天斗其乐无穷！
西方神话“崇尚智慧”，将神人化；而中国神话“崇尚美德”，将人神化。西方是个人英雄主义居多。甚至还有点个人权利至上的味道。崇尚个人英雄主义道德观。东方是集体英雄主义居多。代表着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崇尚“大公为民”的道德观。这些不同之处也体现各自的神话故事里。
西方（希腊神话）更注重个人英雄主义，崇拜个人荣誉和尊严。在他们心中，英雄不是为了国家或是人民或是正义，更多的为了荣誉。
西方以宗教信仰代替价值信仰，对神的褒贬多以智慧、力量为准绳，在大多数情况下，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只要能取得最后胜利就是英雄。许多神人挑起人类战争来满足私利，自私、淫荡、邪恶，却也被人们顶礼膜拜。中国神话的道德观与希腊神话相反。中国神话中所颂扬的人都是对历史和社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人。伏羲创造八卦，神农尝百草，燧人氏发明火，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等，都担当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成为人民的保护者。中国神话歌颂劳动，赞美意志，具有理性。希腊神话歌颂冒险，赞美肉体，表现人生欢愉和声色之乐。后续讨论：一神论和多神论大家注意到没，西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终发展都是一神论。东方的佛教和道教都是多神论。
一伸论的典籍讲服从、崇拜、死后上天堂和地狱。多神论的典籍讲很多哲理世界观，讲因果轮回，人既是佛，人既是神，人人可成佛，人人可成神。
西方一神论发展起来的西方宗教和历史以及文明国家，都充满了严苛的排他性，对异教徒是斩尽杀绝，不共存于天下。
东方多神论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和国家容忍度很高，同化力很强，人们对神的理解就是达者为先，对人类有功就可以成为神（关二哥就是典型）。因为如此，普通人对神的敬意也是有限的，是拿来主义的，要有求必应的。可以说，神职都是人给安排的，神都是身兼多职的，甚至分管到求子升官等等。
后续讨论：希腊神话的记述连贯性和中国神话的逻辑连贯性（这点一直被某些无知的国人诟病中）西方神话比较连贯，被集中记载于《荷马史诗》和《神谱》中，而中国上古神话则散落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礼记》、《楚辞》、《吕氏春秋》、《国语》、《左传》、《淮南子》等古代经典中。
因为这点，很多国人认为中国神话没有体系逻辑混乱，也缺乏艺术感染力。
但是他们忽略了中国上古神话的内在逻辑性。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钻木取火、仓颉造字、神农尝百草）——黄炎之战（蚩尤之战）——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大羿射日——大禹治水……这条叙事主线非常清晰，甚至可能包含了上古历史之秘。至于后续的道教神话，佛教神话，天庭神话以及洪荒神话都是画蛇添足的主观臆想，不做赘述。
至于西方神话为什么会写得这么连贯有序，见下备注。
备注：古希腊文明涉及历史造假，因为有一个过不去的坎：记载的载体无处着落。（这个大家见仁见智就好）荷马创作的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 这两部史诗原文都分成24卷，《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奥德赛》共有12110行。合计七百多万个单词！
当时中国人还在刻龟甲！500年后，才有1万字的《论语》，5000字的《道德经》。
为什么，因为书写工具当时是奢侈品！
可西方人说，地中海一个小岛上，一个瞎子，写了700万字巨著流传于世，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事实是，荷马史诗是18世纪才会被“发现”。
后来中国人用竹子书写，西方人是用羊皮！按700万字的书写量，可以说要发动半个岛国来制造羊皮供他书写。同理的亚里士多德也被后人托付了很多伪作。
太祖曰：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东方神话人为本，人族为天地主角，就算漫天神佛亦在人教基础上而立。人族当自强不息，敢作敢当，不因神而畏惧不前。
西方神话多为天生神，就算后来成神的也是有神的血统的才可。人皆要敬畏神，不断的借由神来忏悔自己的作为，人命由神定。
中国的上古神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和精神灵魂，那种不为个人私利，追求真善美和均贫富的德精神，几千年来始终影响着中国人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现实领袖人物的期望，决定着社会教育内容与教育目的，甚至也影响了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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