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秦帝国》让很多人认识到了一个博学、果敢、为国为民的法家学者商鞅。小说毕竟是艺术，它将商鞅美化成一个“完美”的人。不可否认历史上的商鞅确实是一个伟大变革者，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贱视百姓生命的御用政客。
实至名归：伟大的变革者，变法浪潮当中的胜利者古代中国的第一次变革就发生在春秋战国那个光辉的时代。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生产力的提高，新兴的地主阶级跟自耕农阶级，对旧有的奴隶制社会体制越发不满。另一方面是旧有的奴隶制生产模式因其生产效率低下，影响到列国间的争霸。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家应运而生，一大批法家学者奔走于列国当中推行一系列解放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变革。
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成为战国首霸，楚国在吴起变法之后重拾昔日的雄风，韩国也在申不害变法之后成为了实力不可小觑的小霸主。但是这些人跟商鞅比起来都显得那么的渺小，作为一个变革者，商鞅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
据《史记·商君列传》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是商鞅在秦国推行的第一次变法后，秦国的改变。推行了十年，秦国怡然达到了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的风貌，而之前那些乐于私斗的人也变得怯于私斗、勇于公战。可以说商鞅的第一次变法效果显著，于是商鞅又紧接着推行了第二次变法。
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在第二次变法之后，秦国已经是国富民强，天子都“致胙于孝公”，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可以说正是商鞅的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基础。
正如秦昭襄王时期的相国蔡泽所言：“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商鞅通过严苛的法律给秦国营造出了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通过奖赏，让农民勤于耕种，士兵勇于作战。最终实现了“兵休而国富”、“无敌于天下”、“立威于诸侯”。
美化：真实的商鞅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虽然商鞅在变法上的伟大毋庸置疑，但是他的为人却让人难以苟同。在小说《大秦帝国》里面，秦惠文王车裂商鞅的时候，那些老百姓纷纷都来送别商鞅，甚至有的老百姓追随商鞅而死。但是在真正的历史当中，商鞅被车裂的时候，并没有老百姓感到惋惜。据《战国策·秦策》载：“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短短的一句话，彻底将《大秦帝国》里面那个受到百姓爱戴的商鞅的形象撕破。
为何给秦国做出伟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只得到一个“而秦人不怜”的评价呢？这其实跟商鞅自身的思想有关，在《商君书·弱民》一篇当中，商鞅将自己贱视百姓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商鞅看来“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虽然这不过是商鞅强国手段的一种，但是从他把老百姓看成是“工具”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他最后得不到秦人的怜惜。
对于商鞅的思想、为人，司马迁也是极其厌恶的，甚至认为他的死是咎由自取的。在《史记·商君列传》当中记载了：“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因为自己制定的严刑峻法，使得自己在逃亡过程竟无容身之处，后人评价曰“作法自毙”。为国君制定了如此严厉的法律来统治老百姓，也是“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的重要原因。
提起商鞅（公孙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改革家，他的变法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却是负面的：说他为人刻薄少恩，所持学说是肤浅不实的“浮说”，最终遭受车裂酷刑也是活该！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是否正确？这要看站在哪一派学说的角度去考量。站在儒家的角度看，司马迁的评价是有道理的；站在儒家以外的角度，从历史贡献看，商鞅不仅是最伟大的改革家、是秦统一六国的奠基人，更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总设计师！
一、商鞅是刻薄少恩之人吗？
司马迁认为商鞅刻薄少恩的理由有四：一是商鞅通过走秦孝公宠信宦官景监的后门上位，这与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理念相悖。二是商鞅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以重刑，这与儒家倡导的“刑不上大夫”理念格格不入。三是商鞅在秦魏之战中用欺诈手段击败魏国攫取了河西土地，而商鞅曾在魏国工作生活过，有忘恩负义之嫌。四是商鞅不听赵良以德治国、施行仁政的建议，因此他被车裂是咎由自取。
司马迁站在儒家理论基础上批判商鞅，自有他的道理。如果抛开儒家理论，又该如何看待商鞅呢？我们来看第一条，通过走后门而上位就是刻薄吗？很显然说不通。历朝历代通过走后门谋取高位的儒生还少吗？怎么他们都没有落下“刻薄”之名，商鞅这么做就落下“刻薄”恶名了？
再看第二条，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以重刑就是刻薄吗？公子虔被处以重刑，是因为在推行变法、举国反对的大背景下，太子故意犯法，其目的在于阻挠变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法律讲究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因你地位尊贵而免除刑罚。既然太子不能服刑，教不严师之堕，让教育太子的老师承担“教不严”之过，这难道也有错？
第三条，商鞅率领秦军击败魏国夺取河西土地是忘恩负义吗？商鞅本是卫国人，因在魏国不受重用，才跑到秦国发展。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事，你魏国不用我，难道让我在你这一棵树上吊死？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是秦国而非魏国，我当然愿为秦国称霸效犬马之劳，这怎么能叫忘恩负义呢？
第四条，不听赵良以德治国、施行仁政建议，就是咎由自取吗？我商鞅是法家而非儒家，凭什么听你儒家那一套？法家掌权，却要实行儒家治国方略，笑话！
由此可见，司马迁站在儒家理论基础上批判商鞅刻薄少恩，仅是一家之言；抛开儒家理论来看，他列出的四条，根本没有一条能站住脚。司马迁狠批商鞅，但法家学派另一位重要人物李斯却对商鞅倍加赞誉，他在《谏逐客书》里写道：“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在李斯眼里，商鞅就是大秦帝国的奠基人和先行者！
二、商鞅所持学说是“浮说”吗？
纵观我国古代史，治国无非三种理念：儒家倡导仁孝为本、以德治国；道家倡导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法家倡导明法严刑、依法治国。三派学说中，儒家和法家严重对立，儒家学派重要人物司马迁否定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商鞅，以商鞅个人品行来否定其历史贡献，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部《商君书》，从理论上系统回答了封建制国家的政治、经济、土地、赋税、军事、外交等重大问题，君主集权专制、郡县制、按土地产出征税等核心制度，都是在商鞅变法后确立的，韩非、李斯都是在商鞅变法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完善。而商鞅变法则是对《商君书》理论的伟大实践，说商鞅是我国封建制度的总设计师，一点都不夸张！
商鞅虽然被秦国车裂而死，“秦人不怜”，但商鞅变法的成果却被历朝历代传承下来：重农抑商、奖励农耕和战功、废井田开阡陌按田亩谷物产量征税、废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后世哪一朝哪一代没有效仿？既便是被儒家喷得体无完肤的去强、说民、弱民之术，后世哪位帝王没有执行？被司马迁渺成渣的帝王驭民之术，此等“浮说”，为何却被历朝历代帝王和权谋家奉为密而不宣的圭臬？
后世历代王朝只是给冷酷的法家制度披上了仁慈的儒家外衣而已，法家永远是里子，儒家不过是面子。揭开这层虚伪的面纱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场面：为了权力、地位和财富，父子反目、兄弟相残、姐妹相害、臣子弑君、君王夺妻、公公扒灰，要多肮脏，就有多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