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是一个农业科学家。研究有关水稻改良和增产的问题。他夜以继日在研究实践，现在80多岁了，仍然奋战在水稻生产的第一线，不计名不计失国家奖励他自已的奖金，他也用于水稻生产研究。解决了水稻改良增产的难题。保证了中囯人的基本吃米问题。他是国家功臣，人民福星。向袁隆平老人致敬。袁老保重身体。
袁隆平失败又成功的故事？
从失败中捡出来的成功
某种程度上，袁隆平的成功是从失败中捡出来的。
水稻杂种优势现象并非我国最早发现、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美国人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但几乎所有国家的研究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屡次实验失败后，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在当时几无质疑。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60年代，发现天然杂交稻株表现出明显的杂交优势后，原湖南安江农校普通教师袁隆平开始了他的研究。
他提出“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推利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设想，并设计出整套培育杂交水稻的方案，即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然后通过“三系”配套，完成杂交水稻生产。
按照这个思路，1964年，袁隆平找到了天然雄性不育株。两年后，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为杂交水稻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科研进展并不顺利。“三系”配套的努力，前八年都失败了。袁隆平记得，一直到1972年，也就是被视为研究突破口的“野败”发现两年后，还有人质疑甚至反对他的杂交水稻培育方案。
一次，杂交稻验收，稻谷非但没增产，稻草反而增加了近七成。风凉话四起。有人说，可惜人不吃草，人要吃草，你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发展前途。
袁隆平默不作声。他像候鸟追着太阳，背着够吃好几个月的腊肉，转乘好几天的火车，前往云南、海南和广东等地，只为寻找合适的日照条件。他几乎住在育种基地，卸一块门板，铺一张草席，挂一顶蚊帐，和当地农民睡在一起。两个儿子出生时，他都不在产房，在稻田。
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在世界上首次育成强优势杂交水稻。
但考验再次降临。三系法成功后，我国很快开启两系法杂交育种技术研究，由袁隆平领衔。没想到启动不到两年，就遭遇当头棒喝。一场异常低温导致全国两系育种大面积失败。一时间，科研界不少人“唱衰”两系育种，研究甚至一度被相关单位和一些科研人员放弃。
袁隆平和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重要成员顶着巨大压力，重新研究两系不育系的光温敏特性，最终找到解决方法，让两系法起死回生，再次成为世界作物育种史上的重大突破。
质疑、失败、挫折。在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生涯中，这是常态。他的研究被当时的学术权威反对过，试验田被恶意毁过，多次遭遇减产、绝收。
但他从来无心咀嚼失败的苦涩。“哪有搞科学研究不失败的呢？失败了就失败了，不是说身败名裂，人家不会笑你的。我这是在探索，跌跤就跌跤，我再爬起来再干，就是了。”袁隆平说。
这并不是盲目坚持。杂交水稻是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配套培育出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创新、方向、执着配套培育出的。
袁隆平经常提醒学生，搞科研首先要看大方向对不对。正确的、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就应该坚持。“做科研不要怕冷嘲热讽，不要怕别人说你标新立异。如果老是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只有敢想敢做敢坚持，才能做科技创新的领跑人。”
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他善于在失败中发现积极的一面。”攻关三系法时，有人说稻草比稻子多，袁隆平却认为，这恰恰证明了水稻有强大的杂交优势，优势表现在稻草上只是技术问题，可以改进。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隆平的博士生李莉对老师的耐心印象深刻。攻关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前6年，进展缓慢，李莉和团队成员有时甚至不好意思汇报。每次开组会，袁隆平都亲自到现场指导，即使进展不大，他也会不断鼓励大家，“100次实验有一次成功就很好了”。